一扇大门,并不会分割光明与黑暗
——专访承德市看守所管教民警
2015-03-09 09:25:12   来源:   

郑志超

  本报记者 陈昊

  那天的承德刚刚经历过一场夜雨,阳光从乌云间的缝隙中照射出来……怀着一份特殊的心情,我第一次来到了许多人心中的“禁地”:承德市看守所。

  我看见一个人正守候在看守所的门前,散落在地上的烟头表明他来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此时,几名身穿天蓝色警服的民警与一位留着平头的男子一起走出了大门,简单交谈后,平头男子向几位民警深深鞠躬,随即便与等待的人一起离开了。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民警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他们,就是我本次的采访对象——看守所管教民警。

  是管教,更是警察

  自2007年离开武警部队时起,39岁的郑志超已经在承德市看守所工作了整整七个年头。

  七年时间,郑志超在管教岗位上破获案件60多起,其中包括多起特大犯罪案件,郑志超也先后被授予“个人二等功”,“‘清网行动’先进个人”、“十佳民警”、“五四青年奖”、“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也许,这些荣誉并不能诠释他所做的一切,但它们却在向人们证明——管教工作绝不只是看管和教育在押人员那么简单。

  2011年夏天,公安部在全国开展“清网行动”,各级公安机关都在收集线索,努力侦破遗留案件。

  那段时间,因重伤他人而被羁押在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张某引起了郑志超的注意。经过办案单位的信息反馈,郑志超确定张某与另一名因杀人而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有关。之后,通过对他的关心和照顾,郑志超与张某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大事小情,我都尽量做到细致入微。”郑志超说。

  原来,张某的外甥在多年前就因涉嫌杀人而受到通缉,由于犯罪嫌疑人常年藏匿在外地,致使案件始终无法侦破。外逃过程中,这名犯罪嫌疑人一直与自己的舅舅(张某)保持着联系。因为害怕被安上“包庇杀人犯”的罪名,张某一直不敢向民警交代实情。看着郑志超如兄弟一般对待自己,在入所一个多月后,张某终于把外甥的下落告诉了郑志超,郑志超随即便与双桥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一同赶往了唐山。

  看着舅舅的亲笔信,这名已在外逃亡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最终选择了“弃暗投明”,张某也因此免于刑事处罚。

  郑志超说:“虽然我的工作和抓捕嫌疑人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管教民警在审问在押人员和发掘破案线索这些环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从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警察。”

  是警察,也是朋友

  把在押人员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对待,是郑志超在多年的管教工作中一直恪守的原则。令人欣慰的是,这项原则在承德市看守所的年轻管教民警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相比于其他经验丰富的“前辈”,1988年出生的闫晓军在管教岗位上仅仅工作了一年时间。面对与自己年龄相仿的记者,闫晓军略带歉意地笑了:“兄弟不好意思,刚值完夜班,眼睛有点儿肿。”略显疲惫的闫晓军声音有些沙哑,眼中布满血丝。为了接受采访,他放弃了下班休息的时间。

  2013年9月,闫晓军从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来到了承德市看守所。

  “虽然我参加管教工作时间不长,但在与在押人员接触的过程当中,我慢慢了解到,许多人的犯罪行为是无意识的。我们真的不应该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他们。”

  刚到承德市看守所工作时,闫晓军就接触到了一个因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的年轻人柳某。在此之前,柳某的妻子已经身怀六甲,深深的愧疚感让柳某深陷痛苦之中。闫晓军当时并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就直接对他坦诚相待,为其进行心理疏导。离开看守所后,柳某痛改前非,并与闫晓军成了朋友。

  闫晓军说:“看守所虽然是在审判前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场所,但有过进看守所经历的人往往都会在思想上产生一个巨大的转变,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学生时代的闫晓军和很多男孩子一样,以当兵从警为理想。高中毕业后,闫晓军如愿考进了警校,两年的政法干警工作经历,让闫晓军对法院的各个办案环节和《刑事诉讼法》早已“了如指掌”。来到看守所工作后,闫晓军也非常乐于向在押人员讲解这些专业法律知识,并给他们提出建议。

  “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吧,再加上自己年龄不大,爱说爱笑,在押人员好像都比较愿意跟我交流。”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采访进行当中,同事叫走了闫晓军。隔着监区的铁门,我远远望着与闫晓军交谈的那位在押人员,他那轻松的表情就像是在和自己的兄弟拉家常一般。

  “‘社会毒瘤’这个称谓,对于大多数在押人员来说都是很不公平的。”闫晓军说。

  是朋友,才有责任

  承德市看守所共分为办公区和监区两部分,51名管教民警每天穿梭于26个监室之间。与其他公安民警相比,管教民警的工作显得十分枯燥乏味。

  “都说七年是一个坎儿,但我还是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当被问及是否想过另谋出路时,郑志超给了记者一个否定的答案。郑志超说,领导关心下属,民警之间也很团结,这也让这个看似“压抑”的单位充满了人情味。

  郑志超曾经接触过一位因种植罂粟而被押入看守所的普通农民。

  “他文化水平不高,种植这种植物的目的只是为了缓解病痛,跟贩毒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他确实违法了。”面对众多非主动犯罪的在押人员,管教民警以亲人的身份为其讲明道理、分析情况,这无疑是最好的方法。

  正如某些影视作品中表现的那样,看守所中确实存在少数不服从监管的人,也有一些人认为自己被关在看守所里完全是被冤枉的,所以抵触情绪非常强。

  “管教的工作性质要求我们绝不能对他们进行暴力管理。强烈的责任感促使我们必须心平气和地跟他们交谈。对所有在押人员一视同仁,通过批评、教育和引导,让他们重新走上正路,才是我们真正的责任。”

  郑志超明白,犯罪嫌疑人刚刚进入看守所时,往往会变得十分压抑和不安,如果发生暴力管理事件,会很容易让在押人员的心理产生扭曲,甚至做出影响恶劣的事情。

  闫晓军说:“同样是公安工作,管教工作需要更加的细心,我们需要时刻关注在押人员的心理变化。下班回家以后,万一知道有哪个在押人员情绪不稳定,我们都得马上赶回所里。”

  “人情往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在管教的工作岗位上,郑志超和闫晓军面对过太多次在押人员家属的“关照”,但最终都被他们婉言谢绝了:“好好对待他们,不仅仅是我们的工作,更是我们的责任。”

  采访结束时,窗外的天空已渐渐放晴。我走出看守所大门的那一刻,武警官兵训练的呐喊声在我的耳边声声回荡着,一种肃穆庄严之感再次涌上心头。

  也许,只有置身其中才能了解,这扇大门,并不是光明与黑暗的分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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